4名村民涉嫌组织盲人乞讨受审 称不知行为违法

　　昨日，刘社会（左一）等4名被告人在海淀法院受审。庭审过程中，被告人刘会民（左三）打起哈欠。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　　本报讯 因涉嫌组织盲人来京乞讨，昨日，四名河南农民在海淀法院受审。4被告人在庭上不断强调没有殴打盲人，称不知道这一行为违法。据了解，这也是2006年刑法新增组织残疾人、儿童乞讨罪的罪名后，北京市首例以该罪名起诉的案件。

　　自称怕花钱未聘请律师

　　4名被告人中，刘社会、刘会民是亲兄弟，张新丽、王丽分别是他们的妻子。4人的年龄均为三十六七岁，小学文化水平。

　　据检察机关指控，2009年以来，4名被告人经事先预谋，采用殴打、辱骂、言语威胁等手段，组织多名盲人在海淀区五道口城铁站前、北医三院门前等地进行乞讨活动。

　　昨日，4人被带入法庭时，患有艾滋病的刘社会戴着口罩，其妻、弟弟和弟媳低着头紧随其后。

　　在旁听席上，没有他们的亲属，也没有律师到庭为他们辩护。对此，刘社会等人表示，因为不想花钱，所以未聘请律师。

　　否认打人称不知行为违法

　　据了解，去年4月30日，公安机关接到匿名电话举报称，在北医三院路边有盲人乞讨。民警随即赶往现场，将4名盲人解救。经体检，4人全血、血清项目均有多项参数不正常，身体状况较差。通过调查，警方将刘社会等人控制。

　　“我根本没把这些盲人当正常人看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平时看得不顺眼就打骂他们，4个人都曾经打过。”案卷材料显示，此前，被告人张新丽曾这样供述。

　　不过，昨日庭审时，她和其他被告人都否认了这一说法。

　　近两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，4人不断强调自己没有打人，甚至不知道这一行为是违法的。其间，张新丽深埋着头，一直哭泣，声音也极其微弱。

　　不过，被告人王丽的说法前后不一，她先是否认打人，但之后，在被指证曾扇残疾人耳光时，又承认只是用手拍了其后背。

　　据刘社会称，他们从老家通过亲友找来会拉二胡的盲人，每天由四人分别带着外出乞讨。盲人乞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一旁盯着，或者捡破烂，以贴补家用，到了晚上，他们再带着盲人一起回到暂住地。

　　“吃住都在一起。”张新丽称，自己一家四口平时的生活和几名盲人差不多，来京近一年时间里，八个人都没有洗过澡，谈不上虐待；而2010年春节，八个人都回了河南老家，春节后他们分别去几位盲人家中，盲人们都是自愿跟着他们来京的，因此更谈不上胁迫。

　　检方认为应量刑三年以下

　　检察机关认为，被告人刘社会、张新丽、刘会民、王丽采用暴力、胁迫手段，组织多名残疾人进行乞讨，应当以组织残疾人乞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“恳请法官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”庭审时，刘会民表示。

　　法庭将择日宣判。

　　■ 释法

　　“组织乞讨罪”取证难

　　组织残疾人、儿童乞讨罪是《刑法修正案(六)》第十七条增设的新罪名。该罪规定，以暴力、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　　据有关媒体报道，有治安民警表示，对组织乞讨的比例不清楚，但应该为数不少。

　　对此，本案公诉人林洁认为，组织残疾人、儿童乞讨罪于2006年6月29日通过，但是至今，北京才有了首例以该罪名起诉的案件，这其中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类似罪名取证难。

　　林浩表示，该罪名定罪的要件是“有无组织性、有无暴力胁迫”，但一般来说，由于嫌疑人要靠被害人乞讨谋利，因此实施的胁迫行为不会太严重，而多数被害人又没有收集证据的意识，常常在案发后，难以找到证据，从而无法定罪。

　　就本案来说，4名被害人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曾遭受肢体暴力，不过，林洁认为，因为4名盲人的证言一致，且4名被告人此前所做的多份供述、亲笔证词都相对稳定，能够与被害人的证言吻合，因此可认为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。不过是否能定罪，还需法院判定。

　　谈及刘社会患有艾滋病，是否会影响量刑。林洁认为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刘社会患病应该不会影响对其定罪、量刑，不过一旦其罪名成立，在服刑期间，有关方面肯定会采取一定措施保障其人身权利。

　　■ 追访

　　被告人 三兄弟先后来京组织乞讨

　　现年40岁的刘社会，是河南省上蔡县的普通农民，在家里排行第二，还有两个兄弟，分别是大哥刘建设、三弟刘会民。

　　上蔡县是艾滋病的重灾区，刘社会也未能幸免。

　　为几十块钱卖血染上艾滋

　　妻子张新丽称，十五年前，当地盛行卖血赚钱，一家人觉得靠种地务农一年也没有多少钱，丈夫便经人介绍也去卖血。“就卖了四五十块钱”，张新丽说，丈夫便染上了艾滋病。

　　当时，刘社会只有20多岁，女儿两三岁，妻子还怀着小儿子。

　　此后，他的免疫系统逐渐显现出问题，不能干重活、不能生气。张新丽描述，丈夫一犯病就持续低烧、发炎，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
　　在刘社会发病后，其弟刘会民的小儿子不知什么原因，也染上了艾滋病。

　　在老家物色盲人来京乞讨

　　为了讨生活，老大刘建设(在逃)最先带着媳妇出门打工。

　　“大嫂是唱戏的，戏班子里经常有拉二胡的盲人。”刘社会称，哥嫂出门闯荡几年后仍没能赚到钱，2004年起，便开始从村里带盲人到北京乞讨。

　　2009年4月，刘社会因为身体虚弱，泥瓦匠的工作干不下去了。经大哥指点，他开始来京帮哥嫂的忙。

　　同年9月，其弟刘会民养的几头猪因为饲养不当，全部死亡，刘会民为此欠下一笔债，便也来了北京。

　　根据4名被告人此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，刘社会来京后，跟着哥哥刘建设学会了如何组织残疾人乞讨。刘会民到北京后，刘建设便离开了。此后，刘社会和刘会民便通过老乡、亲友，在上蔡县继续物色其他会手艺的盲人，最终，觅得54岁的刘民(化名)、40岁的盛正(化名)、49岁的孙旦(化名)和40岁的赵意(化名)。

　　威胁盲人“让你死在北京”

　　案卷材料显示，每天早上七八点，刘社会等4名被告人便分别带几个盲人出门，到人多、繁华的街区乞讨，晚上八九点钟再回家。盲人们出门时，会带好一天要喝的白开水，一日三餐分别是馒头、大饼和面条。

　　王丽说，为了防止盲人逃跑，四人会对他们进行辱骂，甚至威胁“让你死在北京”。而被害人盛正证言称，刘建设曾往刘民身上撒尿，而孙旦曾借机逃脱并向路人打听西红门派出所位置，但最后，还是因为迷路被找回。

　　对此，刘社会表示，自己也是被生活所迫，也曾讨过饭，但觉得残疾人乞讨更容易些。在他看来，刘民等残疾人在老家都是老光棍，生活困难，自己将他们带到北京乞讨，双方都能有口饭吃。

　　昨日，张新丽说，他们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，儿子目前还在读初中，“我们盼望着他读大学，从来不敢告诉他父母在北京的所作所为，只说是在收破烂。”

　　被害人 四人挤住5平米简易窝棚

　　“赶紧起床、赶紧走”，每天早上，房东武某都能听到4名被告人催促盲人的声音，晚上，他和老伴上床休息了，才听到这些“房客”回来。

　　武某的家位于成寿寺双旗杆村，刘家兄弟三人租住在此处一楼的平房内，月租数百元。二楼是武某搭建的简易窝棚，原来只用来堆放杂物，刘家兄弟来了后，便也租了下来给盲人们住，月租40元。

　　听刘氏兄弟许诺被骗来京

　　从一楼通往窝棚的楼梯，大约一米宽，非常陡峭。窝棚约5平米大小，棚高大约1.6米，一般的成年人在里面很难完全站直身子。窝棚内，几块木板支起一张大通铺，床沿四周的墙壁上糊着报纸。

　　在这里，一床褥子、一张被子，就是这些盲人的全部家当。

　　刘社会称，因为一楼放满了锅碗瓢盆，怕残疾人碰到，所以才把他们安排在窝棚内。但根据4名被害人的证言，最初，刘社会等托人与他们接触时，都是许诺到北京后“包吃包住、每月工资200元”，干得好还能挣大钱。

　　案发后四人被送回原籍

　　案卷材料显示，4名盲人每天大约能讨得70元，但都被刘家人收走。刘社会每凑够1000元就寄回老家，前后共谋利约6000元。

　　房东武某回忆，近一年时间，从来没有见过刘家人给残疾人吃肉。而在五道口附近开小卖部的王某说：“不论刮风下雨，都能见到(这些残疾人来这里乞讨)”。

　　据了解，案发后，4名盲人配合公安部门录口供后，被相关部门遣送回了原籍。

　　昨日，当地村支书介绍，盛正的父母已经过世，其回到老家后，便被安排去了敬老院，身体正在逐渐恢复中。对于在北京的遭遇，他不愿提起。此外，赵意已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，每月领取部分补助。

　　但刘民、孙旦目前尚无消息，一年前，其家人已为他们报案称失踪。

　　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张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