盗窃犯写自传坦白500余起罪 自称曾专偷公检法

　　近日，京城大盗袁宝洪再次在市一中院受审——之所以称袁宝洪为大盗，是因为他是近年来检方公诉的罪行最为严重、涉及数额最大的北京盗窃犯罪第一人。

　　2008年，被法院认定抢劫3起、盗窃8起，袁宝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。此后，在看守所中“良心发现”，他主动坦白了500余起余罪。本次公诉，相关部门仅核实289起，涉案金额已达757万余元；目前，其余的罪行，警方还在核实中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袁宝洪还在看守所内写下自传，试图“警醒那些和曾经的他一样挑战法律的犯罪人员”。

　　主动认领289起盗案

　　2008年5月27日，袁宝洪因抢劫和盗窃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此时，法院认定袁宝洪“抢劫3起，盗窃8起”。

　　此案上诉期间，袁宝洪突然“悔悟”，交代了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——此后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供述和指认过程中，袁宝洪交代，在2002年至2006年间，他共砸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、盗窃车辆500多起。

　　经办案人员核实，确定了其中的3起抢劫、289起盗窃，案值高达757万余元。今年7月13日，袁宝洪在市一中院受审。庭审用了整整3天。其中，宣读高达18万多字的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，耗费了庭审的大量时间。

　　袁宝洪对指控没有任何异议，表示自愿认罪。

　　公诉人徐焕建议法庭对袁宝洪从轻判决。他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，袁宝洪因涉嫌抢劫犯罪被海淀公安分局查获后，主动坦白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主要罪行。在二审上诉期间，他还带领公安人员辨认其实施盗窃作案的现场，这说明袁宝洪有悔罪表现，对他以前的犯罪行为是悔恨的。他所坦白的盗窃犯罪，由于盗窃犯罪的隐蔽性，在多处盗窃现场其实并没有遗留足以确定嫌疑人人身的痕迹物证，但因袁宝洪的主动坦白，对公安机关查破这些积案，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，其行为符合法律对自首行为的规定，应对袁宝洪从轻处罚。

　　自称曾专偷公检法

　　与一般人的心理不同，袁宝洪在自述中称，光天化日之下作案，令他感觉格外刺激；而在公检法门前频频作案，“就是要给他们看看”。

　　袁宝洪供述，2005年7月25日，他伙同他人在丰台检察院门前，砸破一辆深蓝色长城赛弗汽车的车窗，盗走车内的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各1台。“当时，山东人‘大个儿’负责放哨，我负责砸车，车里除了笔记本和投影仪外，还有护照、驾驶证和身份证。这一票，我分得了8000元。”

　　此外，2004年7月，袁宝洪和“大个儿”在海淀区中关村交通队门前砸破一辆奇瑞轿车车窗，偷得2000多元现金；2005年8月24日，袁宝洪和“大个儿”在密云建委门前，砸破一辆黑色广本轿车，偷得现金13000元；2005年10月26日，袁宝洪还和“大个儿”在平谷法院门口砸了一辆尼桑天籁轿车的车玻璃，偷得5000多元钱。

　　公诉人徐焕介绍，刚拿到有关袁宝洪的126本厚厚卷宗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袁宝洪有可能在吹牛，“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盗贼都存在一种攀比、炫耀的心理”。

　　然而，当听完办案人员的描述，会见过袁宝洪本人，并仔细研究过卷宗文字内容之后，徐焕不得不相信——袁宝洪坦白的几百起盗窃案都是真的，因为这个罪行累累之人能够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作案的细节。

　　徐焕说，袁宝洪只是小学毕业。在决定向司法机关坦白后，袁宝洪完全凭记忆交代了这500多起犯罪，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偷盗的时间、地点、车型、颜色，有时候甚至能交代出机动车所停靠的车位。在带领警方前往事发地点指认时，即便是当地已因拆迁而改头换面，袁宝洪稍加思索，便能准确定位——而袁宝洪的这些描述，警方最后又从受害事主的口中得到了印证。

　　从事了23年预审工作的海淀公安分局预审大队三中队队长刘平说，让他记忆比较深的一件事是，在一次指认现场的路上，民警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和袁宝洪说，“干了这么多起了，肯定有‘挣’着不少钱的时候吧？”

　　袁宝洪随即表情轻松地告诉民警，有一次，他在朝阳区望京一带看到了一辆桑塔纳2000型的轿车，“旁边奔驰、宝马多的是，可我就是觉得这辆车里有值钱的东西”。袁宝洪砸破了这辆车的车玻璃，车中果然放着10多万元的现金。

　　坦白余罪彻底放下

　　2006年开始，海淀公安分局预审大队民警刘文捷就接触了袁宝洪的案子，并一步步地让他供认了这500多起盗窃案。

　　刘文捷说，袁宝洪是一个有心计的人，“我爱抽什么牌子的烟他都知道”。

　　刘文捷称，每次带袁宝洪去指认现场，民警都对他十分照顾，天气热了给他买饮料，指认时路过他母亲的墓，会让他下车给母亲烧些纸。一次又一次地指认现场，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感化，袁宝洪也一次次地将自己交代的案情升级，从“小打小闹”到了“惊天大盗案”。

　　“开始只是和我聊聊撬后备厢、砸车门的事，突然在一次指认完现场后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‘刘哥，干脆，我就告诉你几个大事吧，省得麻烦’。‘好啊，哪儿啊？咱们出发啊？’”

　　刘文捷用轻松的口吻作出回应，袁宝洪则交代了在朝阳一小区撬后备厢得到8万元现金的案子；不久，袁宝洪又找到刘文捷交代，曾在另一小区撬后备厢得到了14万现金。

　　时间慢慢过去，袁宝洪终于放下了所有包袱，他再一次找到刘文捷，将自己做下的所有盗窃案子都作了交代——这个数目上升到了500多起。

　　“你就没想过把自己的这辈子好好写写吗？”平时喜欢写作的刘文捷建议袁宝洪。后者听了建议，开始在看守所专心写自己的盗窃生涯，由于他写出的东西没有逻辑感和层次感，刘文捷还特意找到一名狱友帮他整理了一本自传。

　　袁宝洪为何能交代得如此彻底？

　　公诉人徐焕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个解释——“袁宝洪是我近年来办理的盗窃犯罪案件中，罪行最为严重、盗窃数额最大、犯罪历时最长的一名犯罪人员，同时，也是对余罪坦白最为主动、彻底的一人。真心地希望你能够从这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中把自己的心灵解救出来”。

　　据悉，我国刑法规定，盗窃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。鉴于袁宝洪的自首，检方建议法院对他从轻处罚，并给出了“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”的量刑建议。

　　■其人

　　大盗写自传痛悔“盗窃人生”

　　受民警的启发，自称曾在京城干下500多起盗窃案的袁宝洪为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小结。自传中，他将自己犯罪的原因描写为“虚荣心膨胀”。

　　绑架女友最终落网

　　袁宝洪的落网，并不是盗窃案发，而是绑架抢劫自己的前女友。

　　袁宝洪在自传中说，通过网络聊天，他认识了女子刘文静并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当时，他自认已是京城响当当的大盗。每次刘文静问起“你干什么”这个问题，他都以各种理由回避。

　　“后来刘文静也不问了，认定我没有正当职业，并对此耿耿于怀。2006年10月的一天，在刘文静的家中，我与未来的岳父母吃饭。刘文静借着酒劲，不停地在其父母面前数落我。这让我太意外了，在我们商量结婚的饭局上，她居然当着家人的面把我骂得一无是处”。

　　袁宝洪感觉无地自容、颜面尽失，摔门而出后伺机报复。2006年11月29日，袁宝洪买了三卷胶带和一把刀，把刘文静骗到僻静地方后将她绑在了树上。“你如此羞辱我，今天要让你知道，男人的尊严是不容侵犯的。”说完，袁宝洪将刘文静的嘴巴粘住，把她独自留在山上，临走时还拽下了她的项链。

　　几天后，刘文静报案，袁宝洪被送进了海淀公安分局。

　　落网后，在警方的帮助下，袁宝洪开始回顾自己的偷窃生涯——他1967年10月出生在北京普通工人家庭。现年44岁的他，人生中有21年是在监狱、看守所或劳教农场里度过的——1985年，袁宝洪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；1988年，因犯抢劫罪、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；1996年，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2006年12月，袁宝洪再次被刑事拘留，最终因抢劫、盗窃两项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。

　　称盗窃源于“虚荣心”

　　袁宝洪在自传中称，他的初次偷钱是在1980年，时年13岁的他“因虚荣心作祟”而偷了妈妈的钱给小伙伴买吃的。1985年，袁宝洪离家出走后，因肚子饿而再次行窃，随后在朝阳公安分局拘留所里度过了18岁的成人礼。

　　出狱后，袁宝洪将“接下来的人生方向”定为盗窃。此后，由于“经验不足而两次被抓”。

　　服刑期间，父母因袁宝洪的妻子与其离婚，并带走孙子，而怪罪于袁宝洪，并因此切断了与袁宝洪的联系，后来，袁宝洪没能及时获知母亲的死讯。

　　对此，袁宝洪耿耿于怀，他与山东人“大个儿”联手，连续作案500多起，足迹遍及北京各个城区，并总结出了对付警察的各种办法。

　　“我已经几近疯狂。”袁宝洪在自传中说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，令他感觉格外刺激；而在公检法门前频频得手，不仅仅意味着偷窃成功，更有点挑衅的意味。“我就是要在他们的门口干，就是做给他们看的”。

　　在自传中，袁宝洪分析自己的犯罪原因时称，母亲去世后，他打算好好赚钱孝敬父亲，但父亲却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，“我最初简单地认为，有了钱才可以孝敬父母，后来才发现，亲情是用金钱换不回来的”。

　　袁宝洪说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已完全扭曲了，但他发现自己已难以收手，“我的犯罪欲望越来越强烈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有没有必要，三天不干就手痒，犯罪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，有时甚至是一种消遣”。

　　袁宝洪称，“如果当初我没有任凭自己小小的虚荣心膨胀，没有任性地离家出走，没有劳教后对社会心存报复之心，或许现在已经成了一名警察”。

　　作为一名落网大盗，袁宝洪说，他要以过来人的身份，告诫所有的同行，“不要以身试法”。

　　本报记者 孙思娅 穆奕

| （编辑：SN017）